南京博物院考古队经过3年的考古勘探、发掘，渐渐揭开了埋藏在岁月长河里的紫砂故事……
考古确认：紫砂起源于明中晚期
宜兴紫砂究竟起源于何时？目前有唐、宋、明三种说法。唐代说的根据是文献，唐僖宗时在唐朝做官的朝鲜人崔致远在《桂苑笔耕集》中有“坐演紫泥……掌陶钧而不晚”的记述，持此说的人认为“紫泥”就是指紫砂。有人以北宋梅尧臣“小石冷泉留早味，紫泥新品泛春华”等诗句，认为紫砂源于宋代。更多的人倾向于明代说，考古队领队杭涛认为，中国茶文化有“唐煎宋点”说，唐代是煎煮茶叶片，宋代是冲点茶叶末，明代才有了我们现代喝的散茶（炒青）。朱元璋第17子朱权所著《茶谱》是明代第一本茶书，上面记述的饮茶方式还是点茶，茶具为银、锡、铜之类。此后近百年无茶书，明晚期突然出现一大批茶书，记述紫砂已经成为全国流行的茶具。《阳羡茗壶系》说：“近百年中，壶黜银锡及闽豫瓷，而尚宜兴陶……名手所作，一壶重不数两，价重一二十金 ，能使土与黄金争价。”按“近百年”推算，紫砂被从陶土中挑选出来加以利用，当在明代中期。
据《阳羡茗壶系》记载的传说，紫砂壶的创始人叫供春，他是个书僮，明正德年间陪伴主人吴颐山到金沙寺读书，并学着寺中老和尚的样子做茶壶，金沙寺僧和供春同被列为紫砂壶的“开山鼻祖”。
目前能确认的最早紫砂壶出土于南京吴经太监墓，墓葬时间为明嘉靖十二年（1533年）。此次考古发掘在一个探方的最下层发现了一批特殊的紫砂壶陶片，其壶嘴的形制和“铆接”制法、高领带鋬罐的口沿形制等不仅与吴经墓紫砂壶如出一辙，而且与金坛明代中晚期井内出土的紫砂壶、罐造型上基本一致，这为紫砂起源于明代中晚期提供了可靠证据。
烧窑盛景：白昼窑烟共碧天
蜀山是座小山，高仅50米左右，占地不过千亩，山上草木繁茂，只有爬山锻炼的人踩出了几条小路。
考古发掘是在蜀山西麓和南麓进行的，当年烧窑的残次品就堆在窑的四周，天长日久，窑就陷入了碎陶的包围之中。现在看到的每一个山谷，都是一个窑址，可以说，现在蜀山的边缘地带，就是碎陶片堆出来的。
3年中，考古队共对6片区域进行了发掘，其中规模最大的是6号探方。杭涛说，这里的地层多达23层，跨度从清初到民国，每一层的碎陶片都是各个年代烧出来的残次品，被丢在了龙窑附近。
在6号探方附近，还发现了一处清代窑址，令人惊奇的是，窑壁和地面有一层厚厚的白色釉状物。据杭涛介绍，这叫“窑汗”，是用松枝烧带釉的陶器，釉和松油迸溅、挥发附着在窑壁形成的。粗略估计，蜀山下埋藏着数十座古代龙窑，此次考古一共发现了8座。随着品胜窑在1959年春天的停烧，蜀山400余年漫天的窑火熄灭了。
我们现在看到的，只有历史的遗迹，那么历史上的蜀山，是什么样的景象呢？紫砂大师徐秀棠给我们讲述了烧窑的故事。自称“玩了一辈子泥”的徐秀棠从小就在蜀山南街长大，直到上世纪50年代还常在龙窑里做辅助活。烧紫砂的窑叫龙窑，窑身长70米至80米，自山脚沿山坡向上修筑，窑顶是一个高耸的烟囱，窑身有三四个窑门叫作窑户口，可供装货出货，窑背呈弓形，背两侧每隔70厘米左右各有一个孔洞，用来投燃料，叫鳞眼洞。整个窑的形状就像一条附在山坡上抬起头的长龙，烧窑时热量自下向上流动，便于充分利用能源。
据徐秀棠回忆，1958年时蜀山上仍有6座龙窑，其中紫砂窑2座。龙窑分3种，分别用来烧大缸、坛罐和紫砂壶，前两者烧松柴，后者烧茅草。宜兴作陶的原料称作甲泥和嫩泥，紫砂泥只是甲泥等混合矿泥中的优质泥，占其中的5%左右，若单独取泥是无法开采的，如果没有大量日用陶的生产，也就没有紫砂的发源与兴盛。
龙窑体积大，一烧就是几万件东西，因此都是几十家窑户合伙烧一窑。紫砂壶不能接触明火烧制，因此首先要把紫砂壶等装进匣钵，用扁担挑到窑口，这叫“挑窑”；然后装窑师傅像架蒸笼一样把不太规正的匣钵一层层摞高，这活难度很大，因为窑底是倾斜的，因此装窑师傅的工钱在所有窑工中是最高的。烧窑的时间要持续两天两夜，从装窑到出窑，则要花上10天左右。
烧紫砂时窑内温度接近1180℃，窑工掌握温度全凭观察窑内火光颜色，从暗红、鲜红、黄色直至无烟无焰的耀眼白色，但是随着四季、晨昏、阴晴、风雨雪等情况，窑中火光多有变故，非多年经验不能掌握。实际上龙窑的成品率平均只有30%—40%，火里求财相当不易，稍有不慎，一窑全是废品的情况也不鲜见。徐秀棠说：“开窑前的几天，妈妈总会提醒孩子们要‘识相些’，大人正为这一窑烧得好不好担心，烧不好一家人便生计无着，这时孩子再淘气那就是讨父亲的打了。”
在过去，蜀山烧窑的景象是很壮观的，白天，一座座龙窑吐出翻滚的黑烟，飘浮在万里长空；夜晚，窑火逸出洞眼，龙身金鳞闪闪，照亮夜空，给人带来一种古老而又奇妙的美感。
然而，窑工的生活却是艰辛的。当地有一首民谣这样说：“上龙窑，上龙窑，不是腿断就伤腰，抬不起头，直不起腰，碰碰窑砖就起泡。窑内火焰山，窑外雪花飘。一年到头上龙窑，人像猢狲难到梢。”
蜀山南街：最早的紫砂交易中心
蜀山南街是一条明清古街，虽叫南街，但它不在蜀山的南面，而在蜀山的西面，背靠蜀山，面朝蠡河。蜀山当时是宜兴紫砂的烧造中心，山下的老街便成了最大的交易中心，前店后厂，交易方便快捷。
走在蜀山南街，让人有时光倒流之感。这里的建筑还保留着白墙黛瓦的传统风格，不过黑瓦已泛白，白墙已泛黑。街边的院墙，有的是用陶罐、陶缸砌成，有的则是用匣钵的碎片砌成，颇具当地特色。巷子很逼仄，只能容三人并排行走，脚下是一条条被磨得光光滑滑的青石板。随着老街的衰落，年轻人多已搬离，留在此处的当地人多是老者，他们照老法生活着，去老虎灶冲开水，在河边洗马桶；而年轻人，则多是来自安徽、苏北、贵州、湖南和四川的打工者。
如今的冷落使我们很难想像当年的繁盛，但是明代记载中就有 “商贾贸易缠市，山村宛然都会”的字句，据徐秀棠所著《中国紫砂》所述，蜀山南街是前清到1957年间紫砂陶的窑户集中烧造、销售的基地，街上的南北杂货店、药房、粮行、陶货店密集，是蜀山一带居民采买生活必需品和做小买卖的地方。窑户多在南街有自己的门市，在这里收坯、加工，然后在蜀山南坡的龙窑里烧造，再由木船经蠡河，驶入太湖运往全国各地。
蜀山南街的尽头就是东坡书院。苏东坡曾多次游历宜兴，留下了“买田阳羡吾将老，从初只为溪山好”等诗句。传说蜀山原名独山，苏东坡经过此处时称这座山像他老家四川（蜀）的山，后人因此把独山改名为蜀山。苏东坡曾在此买田筑室，称“蜀山草堂”，他逝世后，后人在原址建起东坡祠堂，明代在此建了东坡书院。苏东坡在这里留下许多传说，其中与紫砂最为密切的，当属他在此制壶，因此提梁壶被称为“东坡壶”，虽然这只是后世的附会，但却反映了紫砂和文人精神的天然联系，紫砂质朴高洁、素面素心而绝无浮艳的性格深受文人雅士的喜爱，正是历代文人的参与，才使紫砂从茶具演变成颇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工艺品。
蠡河：紫砂从这里发往全国，远及欧洲
蜀山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蠡河，正因为蠡河通太湖，交通便利，利于贸易，才使蜀山成为烧制中心。
蠡河的名字取自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的重臣范蠡，相传范蠡功成身退，与西施泛舟江湖，隐居在宜兴善卷洞一带，他发动当地人民制陶致富，因此被称为“陶朱公”，被奉为制陶业的祖师爷。据记载，蠡河就是他带领百姓开凿的。
据徐秀棠介绍，从蠡河出发的紫砂不仅运往全国各地，还运往全世界许多国家，紫砂行内，把做日本生意的称为“东洋生意”，做印尼、菲律宾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生意的称作“南洋生意”，做泰国的称作“暹罗生意”，运往英、法、德、意和美国、智利、墨西哥的，则被称为“西洋生意”。
海上行舟风云莫测，一些商船因为风浪或触礁永远沉没在海底。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林业强馆长作过统计，有外销紫砂的海上沉船地点共有7处，分别位于福建沿海、越南、马来西亚、印尼和南非，其中年代最早的为明天启年间的“万历沉船”（约1625年），最晚的为清道光年间的迪沙如沉船（约1845年）。
根据霍华的研究，早在17世纪，东印度公司把东方茶叶运往西方时，瓷器和紫砂作为茶具就开始远销欧洲，那时的西方绘画中已经可以见到宜兴紫砂壶。据东印度公司记载，1680年前后有数千件的紫砂壶销往欧洲，并和瓷器一起被欧洲上流社会作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，配上金套嘴、金链子，陈列在壁炉上。
外销紫砂的生产是紫砂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时期。在明代，紫砂流行于中国的上流社会，但是随着明清政权更替带来的战乱，国内销路锐减，宜兴紫砂转而寻求海外市场，在17世纪下半叶，长达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，外销紫砂代表了紫砂工艺的最高水平，并且引发了欧洲仿制宜兴紫砂的风潮，出现了类似紫砂的“波格炻器”。
而在1700年以后至乾隆早期，代表紫砂的最高水平的是宫廷陶，在1720年左右，紫砂有了珐琅器；而在1800年前后，代表紫砂最高水平的是文人紫砂，紫砂工艺达到了最高峰，代表人物有陈鸣远、陈曼生等，“曼生18式”被认为集紫砂艺术之大成的创作，西方研究者最多提出了“曼生72式”。到了晚清，紫砂从文人间的唱和变得商品化，其影响直至今天，现在人们仍把收藏紫砂当成资产保值增值的手段。
文人参与：为紫砂注入文化内涵
紫砂深受人们喜爱的原因，还在于它蕴含着我们欣赏甚至钦佩的品质：“温润如君子，豪迈如丈夫，风浪如词客，朴讷如仁人，飘逸如仙子，廉洁如高士”，符合很多中国文人的审美情趣。
紫砂壶自诞生起，就与文人结下不解之缘，历代制壶名家与文人墨客的结合，才造就了紫砂多姿多彩的文化韵味。据考证，明清两代，参与紫砂陶艺的诗人、学者、艺术家不下90人，这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是绝无仅有的，很多人和事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。
在供春之后，时大彬名动一时，在他的手里，紫砂壶的价格可比金玉。他与陈眉公等文士交往，不仅开创了调砂的颗粒效果，而且把茶壶缩小，把茶壶“精雅化”。时大彬早年常请人代笔名款，后发愤苦学，终于可以以竹代笔，以坯为纸。据传时大彬创作态度极为严肃，不满意的作品即毁弃，留下的作品十不及一，也有人说他是酒徒，无钱买酒便做壶，做壶得钱便买酒，人生经历颇为传奇。
时大彬带动了紫砂的第一个鼎盛期，不仅名家辈出，而且壶式千变万化，有仿古铜器的，有汉方、菱花、僧帽、扇形、圆珠梨式，以及花卉、竹节、橄榄和提梁等型式。
而在清代的康乾盛世，紫砂进入一个繁荣期，陈鸣远技艺的精巧和创新使他的盛名直追时大彬，“宫中艳说大彬壶，海外竞求鸣远碟”便是真实写照。这一时期，文人不但定制壶样促进了紫砂的人文气息，还把紫砂名匠请到家中。陈鸣远便经常辗转于浙江的文人学士家中，留下了不少佳作。文人除定制外，更多的是撰写砂壶铭，这样书画和篆刻也融入了紫砂壶艺。而紫砂艺人见到文人家中金石书画、铜玉鼎盘等收藏，也有了借鉴之物，使得紫砂壶书卷气渐浓而匠气逐减，紫砂艺人的社会地位达到和士人并肩相友的地步。
集大成的陈曼生，并不会做壶，他是一位学者，精于书画和篆刻，在宜兴当县令时，不仅聘请杨彭年兄妹、邵二泉等制壶名家，而且请士人设计刻在壶上的装饰纹样。他曾设计18款紫砂壶新式样，请一流陶艺师制作，被称作“曼生18式”。按他的意见，一件茶壶的制作需要三人：壶手捏制茶壶、书画家施以书画、再请人刻画，然后进窑烧制，而一把壶上可能附四个印章，包括壶手、画家、雕刻家和订制茶壶者的室名。这种融洽无间的合作创作出非常精美的艺术品，以至于壶价暴涨数倍。
有一则传说是说苏州某巡抚得邵大亨壶，非常珍惜，不料中秋乘船赏月时船身摇晃，侍女失手打碎茶壶，被巡抚鞭笞。正在附近的邵大亨动了恻隐之心，便请巡抚到自己船上，任其从自己16把好壶中挑选一把。巡抚选壶离去后，邵大亨立即把剩下的15把壶砸碎，忿忿说：“因为我的壶，竟有人玩物丧命，再不做壶了。”
可以说，文人参与紫砂陶，为紫砂注入了文化内涵，我国著名陶瓷艺术家、中央工艺美院杨永善教授在谈到紫砂文化时说：“紫砂陶实际上是热衷文化的艺人和热爱工艺的文人共同创造的。”近年来，宜兴紫砂再度兴盛，国内外的拍卖和收藏都持续升温，顾景舟、蒋蓉、徐秀棠、汪寅仙、吕尧臣等都是各负绝学的制壶高手，宜兴先后有11人获得“中国工艺美术大师”的称号。
如今，宜兴的紫砂从业者多达数万人，紫砂文化已深深植根于当地人的生活中。霍华对记者说起蜀山脚下颇具古风的一幕：一个满脸皱纹的卖菜老人，守着一把紫砂壶，配着白瓷杯——这正是明人周高起所著《阳羡茗壶系》中所说的紫砂壶配白瓷杯的饮茶古法——面前是两篮青菜，蹲在电线杆下，边抽烟，边饮茶，边卖菜，悠然的笑容让人感动。
